引言
任何关于财政政策作用的讨论的出发点都落在“财政乘数”的大小上。财政乘数是指国民收入的变化与导致国民收入变化的政府支出变化的比值。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结论是：在零利率下，财政乘数大约最低是0.5，并且很可能超过1。
在如今的环境下，财政乘数应当很高，原因在于：相比于正常情况下，经济主体如今更可能面临借贷约束而不能自由借贷，从而不能将未来的收入用于消费；削减公共支出很可能会使得很多潜在借款人的信用可靠性降低，因而不能从宽松货币政策中获利。而且，许多经济体在同时紧缩。
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J·布拉德福德·德龙和哈佛大学的劳伦·萨默斯（刚刚从白宫离任回到哈佛大学）又指出了两点：第一点是，如果产出下降破坏了潜在产出（也被称作“磁滞”），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会更强大。第二点是，如果实际利率够低、乘数和磁滞效应足够强，那么财政刺激政策的效果就能覆盖其成本。赤字将成为免费的午餐。如我们所知，对财政刺激的反对是错误的。反对者的理由之一来自那个十分经典的观点：经济在任何时候都是在完全产能下运行的。如果你相信这一观点，那么“大衰退”期间产出骤降的原因就可能是全世界的工人们决定放个假，所以只是假装他们失业了。换句话说，人们突然决定缩减部分劳动力，而不是非自愿失业，从而均衡产出下降了。听上去多么滑稽啊！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存在“扩张性财政紧缩”：向可持续公共财政的回归（尤其是通过削减政府支出）带来的信心回报会超出其对需求的负面影响。哈佛大学的阿尔贝托·艾莱斯纳和高盛的西尔维亚·阿德格纳为此写过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论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将此讽刺为相信“信心精灵”的存在。最有影响力的批评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
第一，他们认为，艾莱斯纳先生和阿德格纳女士论证的是经周期调整后的财政账户被削减的情形，而政治制定者试图收紧财政政策的情形并不必然是这样。第二，他们坚持认为“大规模财政支出的缩减是收缩性的，正像很多经济体的财政整顿会伴随着很高的主权违约风险一样”。第三，他们指出，“本币贬值造成的净出口上升会部分抵消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的下降”，所以，并非财政紧缩是扩张性的，而是因为经济的其他方面发生了有利的变化，主要是通过货币贬值推动的。自然而然地，他们补充到，“在固定汇率制的经济体中，上述抵消作用会更不明显”。博科尼大学的罗伯托·佩罗蒂是扩张性收缩思想的早期支持者。
他在年指出，在四个广泛采用扩张性紧缩的欧洲样本国家中，贬值和出口的快速增长已经被财政整顿抵消了：丹麦（~)、芬兰（~)、瑞典（~)和爱尔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年10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增加了另外一种可能的抵消渠道：通过利率下降。美国、欧元区、英国，更不用说日本，这些经济体都太大了，短期内实现出口导向的增长是不可能的。而且美国和英国已经处于最低利率水平。只有受危机打击的欧元区成员国能从出口和利率下降中获利。年6月的G20峰会上决定缩减财政对经济复苏的支持，该决定导致了更长期、更进一步的衰退。这本来是不必要的，这次会议还意味着抛弃不确定性较小的财政政策工具，转而依靠一种不确定性更大的工具非常规货币政策。
根据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艾伦·泰勒，如果~年间没有采取严厉财政政策的话，那么英国年的GDP会高出3%。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有些国家原本可以延缓财政紧缩，甚至可以在短期扩张财政赤字的，为什么它们没有这么做呢？在美国，财政紧缩是两党之间政治斗争的平衡结果。但在英国却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实施的政策。一个常见的解释是，英国的公共负债太多了。但事实上，债务与GDP的比值比过去三个世纪的平均水平还要低。《这次不一样》（ThisTimeisDifferent)是一本近期非常有影响力的关于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的著作，其作者是哈佛大学的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的研究表明，公共债务已经太高了，这很危险。他们认为尽早走向财政紧缩政策既是必要的，也是明智的。
于是，在年的一篇学术论文中，他们强调，当公共负债占GDP的比例超过90%时，经济增长率会接近于零。马萨诸塞大学艾姆赫斯特分校的托马斯·亨登、迈克尔·阿修和罗伯特·波林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批评。该批评已广为人知。他们指出，这篇论文中有编程错误、数据遗漏以及奇怪的加总过程。在校正这些问题之后，他们发现，负债占GDP的比例超过90%的发达国家在~年的平均年增长率是2.2%相比而言，负债在30%以下的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为4.2%，负债在30%~60%的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为3.1%，负债在60%~90%的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为3.2%。所以，更高的公共负债的确伴随着更低的增长。但是，相关关系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很难证明是高公共负债导致了危机后英国的缓慢增长。
毕竟，在危机前的年份里，英国的净公共负债与GDP的比值非常接近过去年间的最低值。所以，今天相比于危机前更高的债务是危机后缓慢增长的结果。并不排除双向因果的存在，但是主要的逻辑关系是私人过度金融导致了危机，进而导致了缓慢增长以及高公共负债，而不是相反。在评估高公共负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我们必须首先问一间为什么债务增加了。造成高赤字和债务上升的原因会影响紧缩财政政策的成本。金融危机之后，理想的私人储蓄很可能出现过剩，即便是在接近零的利率水平下。在这种情况下，严厉财政政策会将经济推向衰退，进而限制政府削减赤字和负债的能力。
所以，问题不仅仅在于因果关系的方向，同时也在于金融危机后避免高公共负债的成本有多大。在年4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相比于以前的衰退，这次衰退期间财政对于复苏的支持出乎意料的弱。所以，复苏脆弱无力并不奇怪。诚然，因为没有同伴的支持，欧元区的某些国家无法借到更多的钱了，不得不收紧财政。但是美国、英国等国家还有操作空间，它们本应当采取宽松政策的，但却没有，所以复苏很虚弱，危机的长期成本当然更大了。这本是不必要的。这个观点是有争议的，尤其是考虑到英国经济自年第四季度至年第四季度增速为2.8%、美国经济自年中期再次开始增长。
无论如何，市场导向的经济体不会永远停止增长。受危机冲击的经济体终将走向扩张。所以，问题需要从反事实的角度来思考：如果采取了另外的政策（比如这里的更弱的收缩性财政政策）会出现更快的复苏和长期更稳健的经济吗？因为是反事实，我们永远也无法确定地知道该问题的答案，但是有三个理由表明更弱的收缩性财政政策很可能有助于更早、更强势的经济复苏。
第一，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复苏非常虚弱。在美国，经济增长持续远低于危机前的长期趋势水平。结果，短期产出相对于长期趋势的下降年复一年地扩大着。或许可以辩解说这已经是能够实现的最好的结果了。但是为什么呢？考虑到持续的低就业和虚弱的投资，答案并不明确。毫无疑问，某些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此巨大的损失，不论在GDP水平值上还是增速上，都需要谨慎反思。尤其是对于一个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都已经低得惊人的国家而言。如果愿意，它显然可以借到更多的钱，支出更多的钱。同样，对于英国，年初的经济规模比6年之前还要小，即便年已经有向上的增长了。
的确，创纪录的缓慢复苏以及如此惨淡的经济表现部分是由于北海石油的产出缩减引起的。但是，复苏一直很缓慢。而且经济增长率仍然没有超过历史趋势。更重要的是，英国的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也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尽管实际财政赤字大大超出了年刚上台的联合政府的计划。考虑到上述因素，很难认为美国和英国的政策选择是最优的。第二，因为当下很多资源是闲置的（尤其是在建筑行业），那么决定采取更加有力的财政政策直至经济强势复苏，则能将远期支出，特别是投资支出，转移到现在。政府是经济中最大的借款人，也是存续时间最长的借款人，它应当将其支出从会产生挤出效应的时刻转移至不会产生挤出效应的时刻。
另外，正如布拉德福德·德朗和劳伦斯·萨默斯强调的那样，使用当下闲置的资源是在享用免费的午餐，不仅因为它可以在不减少未来收入的前提下使当前的收入增加，而且因为它能让人们免于失业、让企业免于倒闭，从而使得经济在后续的年份里更好。第三，采取强势扩张性财政政策直至出现稳定复苏，能够减轻货币政策的压力。由于过度依赖货币政策会扭曲资产价格、鼓励进一步借贷即便扩张型货币政策很有效，它的风险也是真实存在的因而减少对货币政策的依赖是有好处的。进一步讲，退出资产负债表大规模扩张、前瞻性指引等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道路即便不像某些批评者强调的那样不可操作，也一定是崎岖坎坷的。如果采取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则可以不那么极端。
结语
考虑到所有这些原因，年之后紧缩财政的决定显然是不成熟的，也是不明智的。更好的策略是增加对财政政策的依赖，而减少对货币政策的依赖。当然，到年，这一辩论基本上已经成为历史了，因为决定已经做出。
参考资料：
《转型与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