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泡沫经济是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在日本出现的房地产价格与股票价格持续攀升的经济现象。根据不同的经济指标，这段时期长度有所不同，但通常指年12月到年2月的4年零3个月。这是日本战后仅次于60年代后期经济高速成长的第二次大发展时期。由于受到了大量投机活动的支撑，这次经济浪潮持续了较长时间。
90年代初泡沫破裂，日本经济出现大倒退，进入了平成大萧条时期。按照日本著名经济学人林直道的说法，”所谓泡沫是指什么呢？泡沫指的是水泡，是指土地和股票价格长期急剧上升，结果导致土地资产、股票资产比固定资产（机械设备和建筑物）等实物价值的增长快得多的急剧膨胀的现象。”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经常岀现大型周期扩张。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日本的经济发展”一帆风顺”。经济增长保持4%-6%的高速度，国内物价稳定，出口扩大带来每年亿美元的贸易盈余，国家和地方财政都有盈余，总体经济状况恰似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新经济时代，
可谓极其良好。年以后的几年中，日本的设备投资一直保持着令欧美诸国惊讶的超快速度，但由于内需旺盛和出口增长的支撑，当时的日本经济并没有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然而，规模空前的经济泡沫正是在这一大型景气中产生的。
这种地价和股价的上升在初期有一定的现实基础。股价的上升反映了日本企业收益的大幅提升，体现了投资人看好日本企业未来的信心。地价的上升则反映了东京作为世界商务中心的评价不断提高，对东京都23区内办公室的需求日益高涨。然而，这些原本合理的因素在演进中被泡沫化了，结果导致股价、地价超逸于现实经济基础的上，形成气泡式的大暴涨。到底是什么引发了如此巨大的泡沫呢？
日本以低利率政策应对日元升值的挑战，松动国内银根，本意在补贴岀口产业,却为市场注入了超额流动性;特别是在经济已经出现繁荣局面的背景下，仍然长时间保持超低利率，终于引发了土地、股票等资产价格的持续膨胀。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正为”滞胀”所困扰。年，美国的通胀率为13.5%,失业率为7%,经济增长率为-0.2%,财政赤字为亿美元，贸易赤字为亿美元。为了克服”滞胀”，里根政府以减税为核心，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
高利率增加了美元对国外投资者的吸引力，大量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元升值。年至年2月，美元对其他10个发达国家货币的多边汇率上升了73%。美元升值导致了美国贸易赤字的扩大。-年，美国的贸易赤字从亿美元增加到亿美元；与此同时，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从76.6亿美元增加到.5亿美元。巨大的贸易差额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年，日本对外净资产为亿美元；美国对外债务为亿美元。
严重的”双赤字”问题，使得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面对本国经济竞争力的下滑，美国不设法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却挥舞贸易政策大棒，目标直指联邦德国和日本。年美国国会出台了《紧急贸易及促进出口法案》，规定对美国出口超过从美国进口额的65%的国家，将对其进口产品一律征收25%的附加税。
为了防止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单边行动对于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的破坏，.年9月22日，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五大经济强国(美国、日本、西德、英国和法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在纽约广场饭店达成《广场协议》,宣布介入外汇市场联合干预汇率。通过各国协调诱导美元贬值，放弃各国有限浮动汇率，实行自由兑换制。此后，.日元开始升值。由于汇率的剧烈变动，各国持有的由美国国债组成的资产开始发生帐面亏损，因此大量资金为躲避汇率风险从美国进入日本国内，进一步加快了日元升值的速度。年广场协议实施时，1美元可以兑日元；一年后，1美元兑日元。
日元对美元升值的更深层因素是日本经济竞争力的提升。二战后，美国曾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成为支配世界经济的”超级货币”。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经济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均已远远超过美国，美元开始衰落。-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平均约为0.4%,日本约为3%；美国经济增长率平均约为1.5%,日本约为4.8%。到年，日元升值与美元贬值都已经无法避免。实际上，年2月美元走低，日元升值的过程已经开始，年9月的”广场协议”只是加快而非启动了这一进程。
《广场协议》实施后，日元在1年内对美元升值1倍，这意味着日本产品的美元价格在1年内提价%。理论上说，由于日本企业无法在短期内快速降低成本、降低价格，各国对日本出口品的需求开始受到抑制，这将导致日本出口产业的萧条;而出口产业的萧条，通过企业间的价值链条向其他产业部门传导，日元升值引发的萧条就开始蔓延。.
由于受《广场协议》的制约，日本政府不能动用汇率手段应对升值萧条。为了补贴因为日元升值而受到打击的出口产业，日本政府开始实行金融缓和政策，从年到年初,日本官定利率下调了5次，从5%急剧降低到2.5%。于是产生了过剩的资金。
官定利率的变动是政府景气政策的支柱。从理论上而言，股价等于股票分红与社会平均市场利率的比值；如果作为市场基准利率的官定利率下降，则债券价格和股票价格便会上升；反之，股价便会下降。因此，在经济萧条时，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回升，便会降低官定利率;在经济过热需要抑制时，就会提高官定利率。
日本政府为了摆脱经济萧条而降低官定利率，是政府承担对于国民的经济责任的体现。但是，在现代金融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和经济运行的作用越来越大的背景下，货币政策不能仅仅着眼于经济增长，还必须考虑政策的资产价格效应。有效承担责任不仅意味着有承担责任的意愿，还要求有相应承担责任的能力。对一国政府而言，需要相关的决策方面的知识支持与制度保障。在全球经济条件下，还涉及到各国经济责任的公平合理负担问题，这意味着国际金融制度与贸易规则的重新安排。
在汇率政策受到国际协议约束的前提下，为了摆脱经济萧条而降低官定利率，这种决策在当时没错，但任何一种政策都有其时效性。具体到当时的日本，在官定利率下降的同时，还要看后来的资产价格变动。官定利率下降的同时，日本的股价从年开始，如同”火箭发射”一样急剧上升。不久，日本的经济景气也得到恢复，形成繁荣局面。面对经济的繁荣局面和股市的快速上升，政府本应该停止降低官定利率，然后通过逐步升息使官定利率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以平抑股价的大幅上涨，保持经济稳定。但是，日本政府不仅没有加息，还不可思议地继续降低官定利率。
到底为什么日本政府会持续执行这种完全没有道理的繁荣背景下的超低利率政策呢？这是因为日本政府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没有有效坚持保护本国经济的立场，接收了美国的自私要求。
